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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

日期:2020-04-14 来源:李浚哲 作者:李浚哲

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

——《立法者与阐释者》读书笔记

李浚哲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是一部由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齐格蒙特·鲍曼是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著名思想家,1925年出生于波兰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成年后参军并攻读社会学。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为了牺牲品。之后,他专心于学术,先后于华沙大学和利兹大学任教。其代表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现代性与矛盾性》等。

《立法者与阐释者》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中叶,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社会对于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自我反思与探寻,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之中,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工业主义与工业文化盛行,消费者成为主流,市场机制对于传统理论与文化进行了消解,知识分子因权威位的丧失而陷入困境。该书主要对于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之下的角色转变进行深入探讨。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立法者”与“阐释者”两种角色的概念,他认为在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过程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由立法者转变成了阐释者。围绕这一角色的转变,作者从知识分子的起源讲起,逐渐引出了对于知识与权力、意识形态的观念世界建立、立法者没落到阐释者兴起的剖析,对于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进行了反思。

齐格蒙特·鲍曼在开篇指出,“知识分子”一词在创造之初是为了重新树立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与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的自我构建,是在知识与权力共生之中完成的。即知识分子是这种知识与权力共生力量的掌握者。鲍曼根据人类学家保尔·雷丁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进行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溯源。雷丁把原始社会中的居民分为注重宗教现象分析的“教士-思想者”与注重宗教现象效果的“普通信徒”。原始社会中,人类生存受到自然制约的程度极深,因此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教士-思想者通过阐释宗教现象,消除普通信徒心中的恐惧,而当普通信徒对于这种恐惧消除活动(知识)的依赖度不断增强,教士-思想者的地位与权力就不断彰显,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就愈加紧密。

知识与权力共生现象对于人类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期当属启蒙时代。稳定的“高密度社会交往”在流动性社会之中,由于人口激增,疾病与饥荒频发为逐渐瓦解,大量“无主者”涌入共同体之中。原有秩序无法维持新的社会不确定性,新的权力配置需求产生,国家通过全景式地监视来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依靠强力控制以外,也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另一方面,统治者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与公共话语体系之中的权威地位,来谋求权力的合法性,因此知识被拉上了权力的舞台。同时,在公共领域之中,知识分子也自觉承担起传播公共道德,影响国民思想的责任。启蒙时代下,知识与权力的共生使得知识分子担当起立法者的角色。

鲍曼将现代性的展开比作“一个从荒野文化走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园丁”充当着重要角色。前现代社会是由“看守人”统治的社会,他们的考虑极其简单,只是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永恒性;而通向现代性的道路需要“园丁”来建立现代社会的理性秩序,以知识来塑造社会、控制社会,维持社会秩序,鲍曼将这一权力称为“牧人式的权力”。在鲍曼看来,启蒙运动正是将这种“牧人式的权力”由教会转交给了国家,并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社会规范。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充当“园丁”的角色,是因为现代性之下的社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整体,可能性的非均衡式分布需要对于事件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将成为一种预见和控制的手段。而控制则是一种带有命令性的行为,控制是否有效与知识是否正确密切相关。现代性社会之中,扩大了实践的普遍性。因此,知识分子掌握了社会中的话语权,他们拥有着制造舆论、改造思想与号召理性的权力,并在这种引领之中获得权力,得到自我认同,并逐渐发展为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共同准则。知识伴生着权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秩序的缔造者。

然而这种为了谋求确定性秩序,进而进行的话语的构建与控制是否正义呢,权力的掌控者知识为这种控制赋予了道德精神,是一种权力的修辞,其本质却是对于异己的消除。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模式下,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面对现代性对于人的异化,后现代性对于其意义进行了解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本质是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每种模式之中有其自我的自主实践,秩序不先于实践产生,也不能作为衡量实践的尺度,每种模式之下皆有其自身的评价标准,并由其自身的信仰与习俗维护。在现代性之中,被反对的知识相对主义,却成为了后现代性之中世界的永恒特征。

在后现代性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逐渐由立法者的角色转变为阐释者的角色。对于这一转变,鲍曼在书中论述了其原因。首先,现代型世界观逐渐被后现代型的世界观所取代伴随着多元主义文化的兴起,知识相对主义不断被强调,知识是不断变化的,理性的限度受到怀疑,人们对于普遍主义和理性秩序的信念逐渐瓦解,大众开始在话语市场中发声,立法者难以重新构建起广泛认同,难以再进行“园丁”式的工作。其次,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缩小了,原有的对立关系随着知识的普及与大众化发展而逐渐淡化,并且在社会权力的全景式渗透至下,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权威性提供支持,知识分子逐渐被权力所抛弃,因此他们需要转变自身的角色定位。最后,其身份转变的世俗原因在于社会形态由现代性的生产型社会转变为后现代性的消费型社会。消费社会之中,市场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对文学、艺术、政治甚至娱乐的理解都追随市场逻辑进行,奉行多元化的标准,其评判标准不再统一,大众更加具有自主性,市场取代了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地位。

后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难以立足,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沦为专家的困境。鲍曼认为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专家,知识分子应当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所服务的,他们既拥有出色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对社会现实问题存有人文关怀和道德责任感。而在后现代社会中,由于市场需求和资本利益的需要,分工不断被细化,在此环境之下,相比于知识分子的引导式服务,社会似乎更需要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专家。而在多元主义文化盛行之下,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公众对于其知识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而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一部分职能也在社会利益的计算之中逐渐被抛弃。

我们不再需要知识分子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今社会之中,“知识分子”一词似乎被赋予了一层贬义,那些为揭露社会黑暗的发声,常常被污名化为挑拨矛盾、制造谣言和歪曲事实,人们奉行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异己的意见难以接受,公共道德在话语市场中逐渐缺位。在社交平台之中,虽然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利,但是大量的私人意见充斥公共空间,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探讨趋于弱化,即使在面对社会问题之时,情绪的表达也大于对事实真相和客观真理的探寻,人们深陷于猜忌,而被偏好所左右。身处当下环境之中,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分子的存在,他们不仅以自身的专业技能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更能够承担起维护公共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大旗,对权力进行监督,对恶行进行披露,彰显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参考资料:

【1】齐格蒙特·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

【2】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郭台辉.《鲍曼对西方现代文明进程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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